北京大城市病怎么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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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去年开始做住房市场研究,当时就关注到了这个问题,并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(链接) 现在再回顾这个报告,我觉得城市问题其实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,甚至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
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城市的出现几乎是同步的,在农业时代后期,人类进入小城镇时代;工业化进程则让人类进入了大都市时代。在这个过程中,出现了“城市化”这一概念。 根据联合国提供的定义,“城市化”是指“乡村人口向城市的人口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”。可以理解为,在城市化进程中,人口不断从乡村迁移至城市,并在城市中聚居下来。 这种迁居本质上是人口的流动。根据2017年公安部发布的《2016年全国居民身份证丢失被盗补领工作进展情况通报》,2016年全年共发布遗失补领身份证“黑名单”人员45859名。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超过4.5万名人口离开家乡,前往他处定居。

在20世纪后半期,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,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离开故土,前往他国寻得发展新机遇。有研究者将20世纪初至今的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,分别为:全球化萌芽时期、全球化加速发展时期、全球化动荡期和全球化回归时期,分别对应着二战之后至70年代、70年代至今以及2008年至今这三个时间段。

在“全球化加速发展时期”,人们习惯了全球化的红利——低廉的价格、丰富的商品选择、迅捷的信息传递等等,已经很难想象没有全球化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。同时,这一时期的移民潮也推动了不同国家、种族和文化的人群在大都市聚集,由此产生了所谓的“大城市病”。

然而正如文中所述,城市发展并不是单一因素能决定的。如果回到本文设定的范围,即只考虑人口和城市的关系,我们可以发现,自从公元元年至1800年间,全球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正相关性增长。自1800年后,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,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状态,却仍有人口不断往城市聚集。因此可以看到,即使在二战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后,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仍然保持着正相关性上涨。

当然,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“大城市病”也并不是现代才有的特例,而是有着更深的历史根源。正如文中提到的,早在中世纪的欧洲,由于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,乡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,便出现了所谓的“城市病”——拥挤、污染和疫病。只不过在当时,这种疾病的死亡率较高,因而限制了城市的发展。 纵观历史,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,都出现过城市衰落甚至被遗弃的案例。这些案例表明,在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涉下,城市自身是无法摆脱衰亡的命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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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,由于首都功能不断扩张,外来人口激增,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。另一方面,京津冀一体化的统筹规划,也对加强北京城市精细化的治理提出了迫切要求。25日,北京市社科联、北京学雷锋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主办了以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为主题的“雷锋文化论坛暨《让北京更美好:北京居民公共文明素质报告(2010-2016)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发布仪式。

《报告》基于北京市社会心理科学院(研究院)2010年至2016年间在北京市东城区、丰台区和顺义区三个区,历时七年的追踪调查,并从社会公德、公共秩序、遵纪守法、志愿服务、心理和谐五个方面进行分析,探讨北京市民公共文明素质七年的变化趋势及存在的问题。

通过《报告》,该课题组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公共文明素质提升治理的建议。课题组负责人、北京市社会心理科学院(研究院)李克军院长指出,解决“大城市病”问题,需要从“大北京”视角出发,以社会心态治理为路径,以政府-社区-家庭/个人为着力点,加强北京市的精细化治理。

据悉,《报告》是北京市社会心理科学院(研究院)的《北京居民社会心态蓝皮书》系列研究的一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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